这些都是朝中高官，辅政大臣、各部尚书，对很多贡生而言，这一辈子估计也就见这么一次了。
待贡生入场之后，这些官员齐刷刷的把打量的目光投过来，刺的贡生们心中更是忐忑。
余柏林和其他贡生一样，都垂首用眼光偷偷打量各位重臣。这些重臣上首，立着六位神色轻松，居然彼此之间还在谈笑的官员。
这六位大臣，有三位衣着和旁人不太一致，为武官样式。
这混入文臣中的唯三叛徒……咳咳，武臣，应该就是三位辅政大臣了。
余柏林不是第一次见封蔚身着官袍的样子，不过这样偷偷打量还是第一次。因为低着头，他只能窥见封蔚下巴，心中颇为怪异。
余柏林在偷偷打量封蔚的时候，封蔚也在正大光明的打量余柏林。
他可是辅政大臣，打量贡生们理所当然嘛。会元和经魁，人人都会多打量几眼嘛。
嗯，还是自家长青看着最精神。封蔚眼中不由闪过一丝得意之意。
太监尖细的嗓音随着宫乐一同响起，众位官员立刻沉默站立，封庭在内侍和侍卫的簇拥下，缓步走出，在龙椅上坐下。
众人三呼万岁，行叩拜礼。
封庭高坐丹陛之上，扫了跪下众人一眼，内侍唤众人请起之后，首辅洪敏之上前接过殿试试题，于封庭面前拆开，再由官吏分发给贡生。贡生跪接考题，然后依照会试名次依次进入大殿之内，大殿之内摆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矮桌，众人要跪坐答卷。对于凳椅早已经推行几百年的现在，跪坐还真有些不习惯。
入殿之后虽说是自己择座，实际上要前一个名次坐下之后，后一个名次的人才能择座坐下。这是未明言的规则。
比如余柏林第一个择座，经魁也有名次，以各自名次入座。若后一名次未等前一名次入座便抢先坐下，这就是御前失仪了。
座位最好的当然是第一排，按照惯例，就是从第一排正中开始坐下，然后左右前后依次排开。余柏林自然毫不犹豫的在首排正中入座。
殿中只能容纳两百人，两百人后，便只能在殿前走廊入座。若遇到疾风骤雨，这些排名靠后的考生一边答题还要一边护住卷子，很是影响发挥。再加上在殿前走廊答题，皇帝根本看不到，也别谈什么主意了。
因此会试两百名之后的考生，在殿试之时多落入三甲之中，除本身实力之外，这些因素也确有影响。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前两百名落入三甲的也有，后一百名殿试一鸣惊人进入二甲前列的也有。只是一甲之人肯定是在殿试前列入座中出现。
殿试比会试乡试纪律都要宽松许多——几十名大臣，上百名侍卫内侍，看着这么三百来名贡生，这样还能作弊，那贡生必定有超自然的力量帮忙。
殿试侧殿备有茶水房，内侍还给每位贡生发了糕饼，贡生可以随时吃糕饼、去茶水房添水、以及如厕。
糕饼的味道还不错。
虽然准备周全，但在御前频繁如厕有失体统，而文章最好一气呵成，最忌断断续续。因此封蔚才如此提醒余柏林，让他填饱肚子，备上梅干。待两篇策问初稿写完之后，再果腹喝水如厕一次性做完，接下来继续修改誊抄。
到了考试开始之时，内侍退下，贡生们在一干重臣如炬目光中抽出考卷，审题答题。
余柏林心道，这还真考验心理素质。怪不得明知道殿前不失仪不犯忌至少也是个三甲进士，每年都会有一二名贡生凄惨落榜。
这里被拖出去，连再次会试的资格都没有，甚至连原本功名都会革除。对读书人而言，基本上一生希望都断绝了。
上有皇帝打量，周围有重臣高官扫视，心理脆弱的贡生眼中看着两道考题，脑袋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殿试时间为天黑后再分发给贡生三根粗壮的蜡烛。待蜡烛燃尽之后，考生必须立场。许多考生殿前失仪，就是在这时候被强行拖出去时哭天抢地导致。
两道策问试题，一题是有关新政，考验贡生对新政的熟悉程度，然后说出建议。第二道题是有关教化，从论语子曰“有教无类”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破题论述。
余柏林扫一眼这两道题，心中立刻就有了腹稿。
拥有现代的知识积淀，对于写策问来说，的确是一件很占便宜的事。
田地赋税和教化是华夏传承几千年中，一直看重的两条线，其历史上总会有多次改革，这些改革在后世也会经常研究，以史为鉴。
虽然历史进程不同，但历史走向都是类似的。这个时代的政策和余柏林所学历史也多有类同。因此，这些政策的起因、经过、结果，施行过程中的阻挠、缺陷等等，余柏林都了然于心。而后世学者评论过去政策，也都会讨论“假如我在那个时代，该怎么做”，所以要提出建议，也十分容易。
比如土地政策推行原因，不就是土地兼并问题，农民无地生计堪忧，豪门大置田地还不用缴税。导致社会矛盾激烈税收减少。再加上税目繁重农民压力大，官吏可操作的地方也多。本来土地兼并就活不下去了，再这么剥削，各地就该此起彼伏的揭竿起义了。
重新丈量土地，统一税制，改粮为银，本就是大势所趋。
余柏林稍稍打好腹稿之后，以后世方法先在草稿纸上写上大纲，然后修改几分之后，提笔洋洋洒洒，一千字片刻即就。余柏林写了这么久的圣贤文章，今天终于直抒胸臆言之有物一回，心中热血澎湃，文思泉涌，似乎不经思考，笔墨自动便转化成了锦绣文章，如有天助。
到第二篇，就更容易了。
这两句话，在后世也讨论了无数回。
这句话，在最初断句时，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好似孔子赞同愚民政策似的。
其实纵观孔子言论，其实不然。孔子生平，在当时便是“离经叛道”之人。周时，政府设国学和乡学两类。国学又分大学和小学两级，而乡学则多称为庠、序、校、塾等，教育局限在贵族之中，平民几乎难以入学。这时候的教育，是真正的贵族教育。平民连读书习字的机会都没有。
东周时期，各国实力割据，为培养人才，有才干的平民也可以入学。孔子对扩大教育持极力支持的态度，他认为，教化民众能增强国家实力。孔子的教育思想在当时来说，非常超前，他认为不能仅仅局限在有潜力有培养价值的人，而应推广至所有国民。
孔子不仅言语支持，更是身践力行，推广私学，他的三千弟子，来自各个国家，不但打破国家之分，甚至打破夷夏之分，学生更是来自不同的阶层，不同职业。
这在现在来看，都是很难想象的。
这样的一个明确表示要推行全民教育的人，怎么可能说出“不能让民众知道”的话？
完全是前后矛盾。
余柏林写完孔子生平之后，笔锋一转，开始阐述为什么会有这种误解的思想。
最先提出这个断句的人，乃是士族门阀巅峰时期的人。那个时候简直是社会风气倒退时期，讲究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士族，教育再次被贵族垄断。作为贵族代言人，他曲解孔子真正含义，可想而知。
而后来之人，大多是跟风了。
后面那人，虽然跟风，但本身行为上，却是倡导推行教化，并且也做出了许多实事。
余柏林一边写一边心中感慨，其实历朝历代朝廷并没有实施什么愚民政策，反而大多推行教育，力图让更多的人成为人才，为己所用。虽然说学的四书五经局限性很大，从后世来看，禁锢了思想。但对于当时而言，统一思想有，但愚民是绝对没有的。
真正的愚民政策，那是在某几个少数名族王朝才会推行。以少数治多数，人家那么做也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