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在先秦时代和儒学同称显学，当时有“不入于儒，即入于墨”之说，在墨子逝后，墨学分化为两支，一支是墨家中的武者，成为游侠，称为“墨侠”；另一支被称为“墨家后学”，又分为“墨辩”和“墨实”——墨辩注重认识论、逻辑学，著书立说，与人辩论；而墨实则注重实践，在几何、光学、力学等方面都有研究。
凤凰书院的物理科和工械科的课本便编自于墨实的《墨经》；而格物中运用的学习和思维方式则来自于墨辩的认识学、逻辑学。
名家的学说注重辩论“名”与“实”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逻辑学。“名”即概念，“实”即事。盖因战国时期动荡，很多礼法名存实亡，名家由此崛起，提倡“正名实”，强调事物应“名乎其实”，藉以令天下一切事物合乎名家所说的道理。因其辩证推理性极强，能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人辩不能及，被贯之为“诡辩”——而今的讼师便是奉名家鼻祖邓析为祖师，当知名家辞辩之强，别家不及。
在名可秀看来，墨家和名家思辩方式对“理学”这个新学派很有用处。
学派之间的斗争，免不了辩议，包括文辩和舌辩，而引鉴墨辩和名辩之法则可令论说更为严密。
对于格物之学而言，其逻辑法更是大有妙处。即使格物学科的夫子和学子们还没有意识到逻辑学的重要性，但在平时的思考、写文、说话论辩过程中，他们将会有意识地使用概念、作出判断陈述、进行推理论证——这就是逻辑学。
如此，“理学”的“三理”便囊括全了。
上理为哲学，中理为道德，下理为科学。卫希颜心想，这种定义更全面，也更适合大宋这个时代，这里的学术土壤是以道德为核心，不谈道德便不足以立学。若“理学”单指科学，则失去了华夏思想最精粹的部分，更无法与其他学派抗衡。须知，早前格物学科的建立还是依托在“格物致知”的名头上，而这个“知”不是指知识，是指道德、天理。
卫希颜想着便不由笑出来，说她这只懂一招半式的野路子果然不如正统出身的。
名可秀扑哧一笑，说：“你经学只通一招半式，格物学还是有两招的，若将火炮学拿出来，勉勉强强也算半个理学家了。”
卫希颜哈哈大笑，“这理学家的帽子太重，我可戴不起。你是理学大宗，我给提扫帚就是了。”
名可秀奇道：“我要你提扫帚做甚？”
卫希颜脸一板，做出副杀气腾腾之态，“将反对你的统统扫走。”
名可秀咯咯直笑，然后说：“扫帚莫若春泥，化作春泥更护花。”
“得，我成泥巴了。”卫希颜唉声道，“比扫帚更不如了。”
两人脉脉相视片刻，均扑声笑出。
名可秀那句一语双关的戏谑卫希颜懂，理学才刚刚萌生，恰如幼嫩的花骨朵，还无法与王学、程学相抗衡，需要成长的时间。
不提二人之间的笑谑，自“理学”正式定名后，便引起了大宋儒林的注目。
但正如名可秀所言，理学目前还没有出现能与王安石、二程、张载、司马光这些宗师级大儒并肩的人物，若易学大宗师邵雍健在自是另一番天地，而邵伯温虽然是当世大儒，但比起其父邵雍还是差了一截，尚不足为其他学派正视。
是以理学虽有了些名头，但在四大学派——王学、程学、温学、关学——的眼中，属于“名大于实”，不足以引起论战。而理学派的夫子们也颇谨慎，主要论述集中在凤凰书院划分的“格物学科”内，而经义则属于“文史科”，暂时还没有踩到其他学派争辩的学说上。
直到理学成立两年后，才有格物科的学子在思辩堂提出“行在知先”的知行论。
事实上，这个知行论早在格物学科的实践中已经产生，但因涉及其他学派的知行论争议，理学派的夫子们并未在公开场合谈及。然而学子们却没这许多顾忌，便有工械科和地理科的学子在思辩堂抛出“行在知先”论，受到文史科的学子犀利辩诘，因这个新知行论的理论根基尚不深，格物科学子败退。而即使在格物学科内，也并不是人人认同这种知行论。
也因如此，这种新知行论虽然公开提出来了，也未引起大范围关注。
像朱震、许景衡、何涣等人，便未听闻过。
叶梦得隐隐有些印象，他忖眉暗思，这“行在知先”似乎在哪听过，然后便想起正是就读凤凰书院地理科的次子叶桯提起过。
他目光沉了沉，看向章舜举，“这似乎是……理学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