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主张对两淮犯事官吏的严惩不怠不仅是为了澄清吏治，更是要借这个机会削除危害大宋的地方冗余。
“那些清空的州县……”名可秀对此早有处断，“凡户数不足三千户的县，借机裁并，降为镇，设镇官。”
大宋官吏冗多的一大原因就是州县衙门过多，裁并衙门就意味着朝廷削掉了一个地方的官吏编制，不仅能减少朝廷的俸禄支出，也减轻了百姓的徭役负担。但如此利国利民的良政，却因涉及到官员的利益而让大宋历代贤相束手为难，无法施行下去。
丁起想起朝堂上有可能的异议，目光微闪，“朝中或有大臣以‘不合祖宗规制’为由进行反对。”
“祖宗规制？”名可秀挑眉，“太祖朝的规制是按主户数分八个等级设县，当时南北尚未统一，主户不足三百万，遂以四千户即可设立望县，五百户亦可设为下县。历三百年后大宋人口增长十余倍，然设县的规制却一直未变，究其原因，不是大臣愚蠢得看不清已经变化的现实，而是利益挡在了眼前。所谓‘祖宗之制不可变’，不过是利益的庇护伞罢了！”
“主上所言极是！”
***
丁起走出枫阁时，脑中忽地涌出一句：破而后立。
冗官之弊是大宋的毒瘤，朝廷养官之费，几乎占了一年财赋收入的五成，前朝名相如范仲淹、王安石等皆想清除冗官，但冗官岂是好清除的——这是挑战整个官僚阶层的利益。由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王安石的新政更不敢轻易碰触冗官问题，反而因新法施行而不断措置提举官造成机构重置，更增加了冗官的增长……然而，这颗毒瘤却在建炎新朝被劈开了，并有望彻底被拔除，不得不说，这得益于靖康之祸摧毁了原来根深叶茂的利益网。
由是，因“破”方得“立”。
作者有话要说：备注：
主户：宋朝将有地的人户称为主户，租种地的称为客户。
注：户数不是人口数。
205
205、清浊之分 ...
建炎三年元月至七月，两淮路一百多名州县主官和幕职官员先后被下狱，重者判死刑、流配，轻者革职永不述用；除了官员外，一大批胥吏——两淮二十个州竟然养了五万余胥吏，赵构闻之骇然——涉案论罪后，四万名胥吏被判罪革职。
《西湖时报》对此评论：“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风暴，困扰大宋两百多年的吏治毒瘤终于在两淮路被切除……国朝之吏治新风，由此而起……”
就在两淮路吏治风暴收尾之时，西川治平推事的选举也从成都府的辖县推到了其他州——除了西南僚的居住地外，凡汉民州县均进行了选举。
之前，范祈等十二推事在选举上提出了种种防弊策略，确实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有些结果是阻止不了的，譬如，选出来的推事多数是“有钱推事”。当然，即使如范祈这般修身自律的名士，反对的也并非有钱者居位，而是“非读书人”居位。不识诗书礼仪者，无德也，此乃文人士大夫之共识。范祈、李庭等推事所忧虑的也正是此点。
卫希颜在给名可秀的信中写道：“选出来的推事大抵可分为四个阶层：一是有田的豪户，可称为地主；二是有钱的商户；三是地方名士；四是退职赋闲在家的官绅。因商户致富后多半广置田产，又与豪户同被文人士大夫排在读书人之外，是以有田豪户和有钱商户可统归为地富阶层，而地方名士和退职官员则可归到士绅阶层。如果官员是大宋的上层，那么治平推事的‘地富士绅’就代表了大宋的中层……
“与社会的上层相比，中层更希望改变；与最普通的下层百姓相比，中层又多了改变的勇气……这个群体的出现，会给大宋带来甚么呢？或许，这只还很弱小的细手将推动地方士绅对县级、州级官府政务的监督与参预——当然，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唔，在地富士绅这两大阶层之外，县一级的推事还出现了一个人数极少的阶层——仅八人。这八人都是乡里的族长，被选出可说正常，亦可说意外。乡里的选举大同小异，租田种的客户一般选主家，而有田的农户会选本家德高望重的族长，如果遇上主户比客户多的村子，且持选胥吏不被贿赂作弊的话，族长就会胜出。
“这些族长的家境在乡里自然算好的，但也够不上‘富有田产’，至多为中上等农户，代表了种田阶层的利益。虽然只有八人，似乎无甚作用，但毕竟是一个意外的开端哩……推事会将是一扇开启外界的窗，即便他们在屋子里仅是充当举手的人偶，然透过窗子却终究能看到些外面的世界，那是与乡野完全不同的天地……所闻所见将记入他们的脑中，潜移默化地影响思想，并因了他们在本乡的威望而洐射到乡邻族群……这让我想起一首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哈，我们所做的一切，便是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