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徽宗宣和年间时，丁起出知杭州，依靠名花流的财力暗中支持，将西湖和城内外的河道又重新疏浚贯通一番，不惧洪雨。
靖康元年末，北方因金兵入侵的战乱，大量流民南下涌入杭州，丁起按名可秀的授意以工代赈，雇流民将杭城内的各条街巷均以青砖铺彻地面，两侧并留排水沟，使雨水各入河道。
经过这番前后的河道疏浚以及城道规划修整后，杭城不惧雨天，城内非但不会因雨水而泥泞不堪，反而大雨将青砖街巷冲洗得一片干净，爽心悦目。
丁起这道善政破天荒赢得了杭城官员士绅和贩夫小民各个阶层的一致赞好，其中商人和走街串巷的小贩们获益更是良多，杭商们为此还赠了块“德泽武林”的金字牌匾一路鼓乐吹打着送到州府衙门。
是以，这座旧称武林的临安京城因丁相公昔日的这份德政，虽然暴雨一连下了四、五天，但市面繁华却并未受到太大影响。虽说街市上的人流因暴雨不现熙熙攘攘，但酒肆茶坊和瓦子勾栏等地却是热闹得紧。
再过十天就是大考之日，这阵子报纸上为科考争得厉害，赴京的考生们难免心头惴惴。谁都在房里坐不住，有钱的雇马车，没钱的坐牛车，都扯着身子往人多的地儿凑堆，议论揣测报上的那些争论会不会影响朝廷先前颁布的制举诏令？
这股异常鼎盛的人气直接催动了京城各处酒肆茶坊的兴旺，从这些考生扎堆聚议的地儿不同又可观出考生们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差异。
譬如，那些文人士子且手头比较宽裕的多半都聚在临安最风雅的清风楼；而那些豪商子弟们，则多是去往在杭城重建的原京师第一酒家丰乐楼（樊楼），或是去熙春楼、三元楼这些用全套金银酒具的富贵酒楼；那些聚在和乐楼、和丰楼这些官营酒楼的考生就多少都有点官仕背景了。
至于那些手头比较拮据的考生也有去处，如各里街的小茶坊或酒肆，四五人一桌，花上十几二十文铜钱，点上两暖釜茶就能坐论一个上午。
……
***
风暴初起的那日，是三月十七，杨时和罗从彦抨击制举之弊的文章被转载到《西湖时报》，老天爷仿佛有应和般，天空中咵啦十数声雷鸣后暴雨就倾盆而下。
报纸这一新生事物，再度体现了它作为传媒的强大力量。随着各州的相继转载，这场涉及制举的争论迅速扩散开去，以福建路和两浙为中心，南至广南、西去巴蜀，几乎席卷了所有繁华城邑，就连草市镇的铺贩们都知道了有两位学问极其厉害的大夫子反对朝廷的新科举。
正如宋之意所担忧般，杨龟山和罗豫章在儒林的影响力不可小视，他们的文章甫一传开，便引来各地儒生的声援和朝廷官员们和支持。
首先声援附议的是杨、罗二人的学生，其中以李侗、朱松最有名望，紧跟着在广东和福建的州报上发文，锐言广开制举的时弊。
其后，以胡安国、范冲、朱震、汪藻等为首的名士官员联合京中各部十余官员具名上书。厚厚一沓的奏本摆在皇帝的御案上，让赵构看得一眼便头痛，但不阅又不行，阅罢又憋闷得紧。
像胡安国、范震、朱冲这三位臣子，都是赵构登基后诏入朝中的名望之士，言对奏事素来直言不讳、一针见血，这奏本的言论自然比较尖锐，让人看了不怎么舒坦。偏生赵构还不能疾言驳斥，以免损了他贤明君主的德望，只得提起御笔温言抚慰。
但这还不算完，没过两日，地方州府也来赶趟，接连上疏给皇帝，如广州知州陈邦光、泉州知州李光、秀州知州程俱等清望官员均奏道：“请陛下对商人应诏三思”云云。
……
那段时间，从各州递往京城的信件和奏表激增，连带着天下通的业务上涨了一成不止。
在朝野一浪比一浪高的反对声潮中，于是便有流言传到坊间，说“朝廷欲纳大儒之言、取消商人应举”……
消息一传出，士籍考生们多拍手称快，而矛头指向的商籍考生们就心头杂乱了，有胆大不信的，有惶惶不安的，有胆小的甚至禁不住掩面悲嚎……然而，在这一片纷乱中，那些豪商家选出的优秀子弟却显得格外冷静——他们在等待身后家族的发力……
***
首先反击的是海商。
人称东南海商十豪家，即是指“李孙周贺程、罗郑张蒲刘”十大家族，这十姓几乎垄断了大宋海贸的半壁江山，与官方打交道是常事——这官场交往多有讲究，海商们为了谙熟官府的法令和文牍书写惯例、以及台下的潜规则，均花钱养有几个专门和官府打交道并备咨问的文士幕僚。
这时候尚无师爷的说法，多称为“幕友”——不仅豪商会请，就是有钱的官员通常也会养上一两个，尤其是那些出知地方的京官，身边若有一个熟稔地方政务的幕友，到了州县后就不虑会被胥吏欺哄。
这些充当幕友的文士多半是考进士科但落榜的举子，但这些落第的儒生未必就是无才。
需知宋代的科举取士名额虽然比唐代高出约十倍，每榜动辙就是三、四百人（冗官就是这样来的），然而即使是这样高的取士名额，和应试的举子数（贡士）来比，也约摸为十人中一、甚至十五取一，若将及第进士和参加州县解试的几十万考生相比，那取士率就更低了，约为七八百儒生中只录一个，可见贡举竞争之激烈。